[2]有学者认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之外尚有两块领地专属劳动教养，其一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屡教（罚）不改，治安管理处罚不足以惩戒，刑法上又没有相应罪名。
在民主法治国家，行政救济制度一般比较发达和齐全、体系化：不但包括事后救济，还包括事中救济。(5)国际行政法是一种冲突规范。
首先，中国国内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与国家主权的连结一直有近乎固执的坚持，由此，行政法国际化、国际行政法的提出导致对国家主权弱化的疑虑、对世界政府的警惕与戒备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学界对行政法的判断，往往立足于行政法为国内法，实践中则基于行政法是作为管制与治理国内意义上的公共行政活动来理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比如某一主权国家国内当局对一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在本国执行该组织活动时的限制甚至侵害等。在少数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和一个国家的国内机构也充当国际规制主体的角色。
最后，国际国内、政府与私人的混合使得国际、国内层面适用行政法更为复杂，每个国际组织都是国内和国际官员的连接处。如前所述，行政法国际化分为输入与输出两种实现路径，目前不论是国际上的行政法的国内化还是国内的行政法的国际化，我国的行政法虽然均有所表现，但均表现得比较消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相关学科关于方法论的书籍并不少见，尤其是思想方法论、科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和社会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研究文献颇多。
然而，该方法的运用在民国时期从整体上看，在宪法学研究中是失语的。二是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对西方比较法素材进行法史学的研究，比较宪法学的方法与法史学的方法在这其中结合在一起。但在宽泛的意义上，前者所形成的方法风格，也可以在宪法学方法论的范畴中进行研究，可对应地称之为无意识的宪法学方法论，作为考察中国宪政百年宪法学说的一个专题范畴，这个研究视角是重要的。[8]在民国时期，比较宪法学成果最辉煌的时代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这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非常开放的时期，学术环境相对宽松，在欧美及日本宪法学思想的熏陶下所进行的积累已经形成一定基础。
宪法解释方法赖以展开的文本基础或宪法惯例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尚不存在，能勉强充当宪法文本功能的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出台不久，尚来不及展开并过渡为《钦定宪法》，就随着清政府被推翻而灰飞烟灭，于是宪法解释学没有展开的平台。清末时期比较宪法学的运用旨在较纯粹地引介西方宪法内容与宪法制度，民国时期则在引介的同时，以外国宪法的经验与认识为基础，解释与评价本国的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开始思考并基本形成了比较宪法学体系。
后者可称之有意识的宪法学方法论，在严格意义上，后者才可称为宪法学方法论。宪法学研究缺乏对方法论的自觉与反思，也是其不能克服或缓解宪法学研究中政治伦理色彩过浓、对宪法社会学方法的忽视等倾向的原因之一。[7]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这些著述在方法上，无不是在引介、比较西方宪政制度基础上展开对于立宪的阐述。
[9]杜钢建、范忠信，前引文。例如，周逵根据日本天野为之等的译本转译了《英国宪法论》（1895年），章宗之译的《美国宪法》（1902年），王鸿年译日本穗积八束著的《宪法法理要义》（1902年），邓国璺译日本积穗八束著的《宪法大意》（1903年），袁希濂译日本美浓部达吉著的《宪法泛论》（1905年），卢弼、黄炳言根据日本清水澄的《宪法》（1906年），莫安仁译英国维克师著的《英国宪法辑要》（1909年）、陈文中译日本法曹阁编纂的《宪法论纲》（群益书社1910年），作新社从日本转译的《各国宪法大纲》，收辑了英、法、德、日等国关于宪法、君主立宪等到方面的内容，蔡文森根据日本元老院的《欧美各国议院典例要略》译本编译的《十六国议院典例》，收集了英、美、德、法、意、奥、比、丹、荷、日、葡、西、瑞等16国的议院组织情况。民国时期的宪法学研究，在多部宪法文本的基础上，则出现了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三方法并立的格局，但带有较浓政治伦理色彩，宪法社会学方法缺位，且同样缺乏关于宪法学方法论的自觉关注。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作者把比较宪法学内容分为绪论、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公民团体、国家机关及其职权、宪法修改、中国现行史略与现行政制六篇，在比较宪法学理论中合理地处理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对个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与介绍，表明作者的基本权利理念。
[2]另参见姚琦：《晚清西方法学的传入及其影响》，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与之最相近的，出现了两部关于法学方法论的专论：李祖荫的《法律学方法论》（1944年完稿）、高承元的《正负法论：辩证法的法律学方法论》（1948年版）。
【注释】[1]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从前引的各项著述中可知，比较方法在清末宪法学研究中一枝独秀。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宪法学研究在清末移译与引介之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宪法学方法论的运用出现了相对丰富的面貌，关于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三类方法的运用，均出现了丰富的成果。在比较宪法学方法的运用中，前述著述都形成于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窘迫形势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各项比较法素材进行全面透彻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评价和提炼，比较法方法的运用还停留在对外国法的简单介绍和直接参照的较低层次上。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前，在翻译方面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著述。本文从这个角度，对清末与民国时期宪法学传播、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尝试着进行一番分析。再次，民国时期没有出现关于宪法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当然，其他部门法方法论的也没有。其中有代表性的译著有，美国芮恩施著的《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日本美浓部达吉著的《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宪法学原理》（欧宗佑、何作霖译）、《议会制度论》（邹敬芳译），美国豪古德著的《现代宪法新论》（龙大均译），日本森口繁治著的《选举制度论》（刘光华译），英国布勒德著的《英国宪政史谭》（陈世第译），美国温泽尔著的《美法英德四国宪政比较》（杨锦森、张莘农译），英国黑德兰莫黎著的《欧洲新民主宪法的比较》（黄公觉译），等等。
这些状况，对于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思的视角和比较的参照。[5]参见耿文田：《中华民国宪法释义及表解》，上海商务书馆1947年版。
这些系统运用比较方法形成的比较宪法学专著中，影响最大的是钱端升、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它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期对西方宪政理论进行了最全面客观介绍的著作。例如，张知本的《宪法论》（1933年），吴经熊与金鸣盛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释义》（1937年），刘静文的《中国新宪法论》（1940年）、张友渔《中国宪政论》（1944年），张仲实《中国宪政研究》（1944年），耿文田的《中华民国宪法释义及表解》（1947年），李楚狂的《中华民国宪法释义》（1947年），谢瀛洲的《中华民国宪法论》（1947年），段林合的《中华民国宪法释义》（1948年）。
前面列举的比较宪法学的诸多代表性作品中，绝大部分集中出现于这两个年代，此时的比较宪法学研究可谓盛极一时[9]3.法史学方法基于一定时期的宪法史展开与宪法学积累，法史学的关注进路也在这个时期的宪法学研究中开始运用，出现了诸多关于民国宪法史料的编辑以及关于民国宪法史的论述[4] 严格说来，这个时期的宪法学著述所展开注解与评议，只是在较说明性层面上运用着宪法释义学，如耿文田在写作《中华民国宪法释义及表解》时文字力求简洁明了，注重阐述而不重视理论。
[8]韩大元：《当代比较宪法学基本问题探讨》，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作者把比较宪法学内容分为绪论、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公民团体、国家机关及其职权、宪法修改、中国现行史略与现行政制六篇，在比较宪法学理论中合理地处理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对个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与介绍，表明作者的基本权利理念。后者可称之有意识的宪法学方法论，在严格意义上，后者才可称为宪法学方法论。此外，也有对其他宪法文本或草案进行论述的著述，例如，万兆芝的《中华宪法平议》（1919年）对1913年天坛宪草进行了阐释。
宪法宪法学方法论作为宪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主要可以从两个意义上去理解：其一，宪法学研究以及宪法解释、宪法适用中各项方法的运用状况。例如，张知本的《宪法论》（1933年），吴经熊与金鸣盛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释义》（1937年），刘静文的《中国新宪法论》（1940年）、张友渔《中国宪政论》（1944年），张仲实《中国宪政研究》（1944年），耿文田的《中华民国宪法释义及表解》（1947年），李楚狂的《中华民国宪法释义》（1947年），谢瀛洲的《中华民国宪法论》（1947年），段林合的《中华民国宪法释义》（1948年）。
这些著述，初步形成围绕临时约法文本的五权宪法理论体系，扩大了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影响。[7]杜钢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民国时期的宪法学研究在清末移译与引介之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宪法学方法论的运用出现了相对丰富的面貌，关于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三类方法的运用，均出现了丰富的成果。这些著述在方法上，无不是在引介、比较西方宪政制度基础上展开对于立宪的阐述。
这也影响到宪法学关注的视角，更多是从民主、宪政的宏观层面进行关注，论述中有较浓的政治哲学色彩。二是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对西方比较法素材进行法史学的研究，比较宪法学的方法与法史学的方法在这其中结合在一起。但诸部宪法文本或草案的颁布与讨论，为宪法学研究提供了文本对象，而民国后的学术环境相对趋于宽松，三十余年的时间又使这个时期的宪法学研究在时间上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比较宪法学方法的运用并不仅限于这些比较宪法专论与译著中，对当时宪法进行解释的前述著述，均不同程度地对西方国家的相关宪法制度进行了比较。
民国初期至1920年代末的宪法学研究，主要围绕1912年临时约法和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展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范迪吉等编的《宪法精义》（1912年），王宠惠的《中华民国宪法刍议》（1913年），谢赢洲的《五权宪法大纲》（1926年），萨孟武的《五权宪法》（1930年），等等。[9]杜钢建、范忠信，前引文。
何勤华主编：中国近代法学译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总序。这些状况，对于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思的视角和比较的参照。
郑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与之最相近的，出现了两部关于法学方法论的专论：李祖荫的《法律学方法论》（1944年完稿）、高承元的《正负法论：辩证法的法律学方法论》（194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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